(转帖)有家大学叫“科大”（六）

六、有种信念叫坚守

李延军

（上）

       那个冬天固然寒冷，但再寒冷的季节也不乏顽强的生命存在，坚守着自己的生命阵地，捍卫着生命的尊严，绽放着生命之花的灿烂。梅花无疑是冬天里最具此类生命特征的著名物种，无论岁月无忌的风雪如何疯狂肆虐，搅得周天寒彻，不屈的梅花依然会坚守在寒风中，迎风吐蕊，傲雪绽放，敞开心扉去迎接春天的来临。

       伟大领袖不也这么赞美过梅花:“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梅花在伟人的眼中是这样坚守的，这与陈毅眼中青松的坚守何其相似:“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一个个大人物的目光无疑都是犀利独到的，而在我这个小人物眼里的中国科大，以其50余年的岁月坚守与磨砺，同样诠释着如梅花和青松一样的生命风骨。

        在我对中国科大有限的阅读中，时常不经意间就会有一株株迎风绽放的腊梅，一棵棵傲雪挺立的青松，在我眼前驻足定格，撞击我已日渐浑浊的思维，灿烂我曾茫然荒芜的视野。尽管他们受尽那个季节“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裹挟与绑架，依然不乏“墙角数枝梅”，在坚守着生命的灿烂之花，在漫天的风雪中“凌寒独自开”着生命的尊严，坚守着科大“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凛然阵脚。

杏坛梅开

        用一个局外人的世俗眼光去打量1958年诞生的中国科大，似乎生不逢时，很容易被误读为“大跃进”时代的怪胎。在当年那个尚不知卫星为何方神圣的神奇国度里，却是遍地的“卫星”腾空而起，共和国的第一代科学家们似乎也不甘人后，仅用三个多月时间，就放出了中国科大这颗另类巨星。然而，当我们叩开历史那扇虚掩的门扉时，透出的却是另一番别有洞天的曙色：科大的横空出世，其实并非那代科学家们一时的热血喷涌，而是他们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处心积虑栽下的一树寒梅。这一貌似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无意之举，其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去留别有一番深意，事关天外云卷云舒。不知寄托了那代科学人多少秘而不宣的希冀与梦想！

       因为处在历史深处的那个时代的大学，历经19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后，欧美式教育制度已被全盘否定，苏联大学模式被整体克隆，一个个老牌大学或解散，或肢解，或合并。清华、交大等被置换成了纯工科院校；北大、复旦等“综合大学”，仅剩文、理二科支撑。其余的航空、钢铁、石油、地质、化工、外语等大学，更是个个学科结构瘦身，专业鸿沟凸显。那代欧美海归们心目中的大学，已被消解得面目全非。

       如今的大学以克隆衙门为快意，而那时的大学均以全盘“苏化”为己任，“苏化”后的大学，文理分治，理工分家，教学与科研脱节，且泛政治化倾向突出。那时的中国科学院同样“苏化”得厉害，研究人员一不在大学兼课，二不带研究生，科研与教育脱节，前沿与基础分离，尖端人才的培养捉襟见肘，已不能满足科学院“两弹一星”研究对前沿人才的渴求。那代科学家趁势放出科大这个卫星，显然是要试图突破这种体制的藩篱，实现大学向理工综合发展、科学院既科研又育人的愿望。如此一来，科学院的人才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又能培养他们急需的尖端人才，一举两得。这岂是那代科学家一时心血来潮的跟风臆想？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门扉开得再大一些，把我们的目光投放得再远一些，历史更深处的巍巍大观、黄钟大吕，便会向我们次第逶迤而来，不绝于耳。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再从古人青灯黄卷中的格物致知，到科学院立下的“唯实、求真、协力、创新”誓言……这些亘古旷音，一直从曲阜杏坛讲到嵩阳书院，再从国子监传播到京师大学堂，又从五四时期对科学与民主的呼号，延续到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的特立独行……当时站在历史与前辈大师肩膀上的那代科学家们，在西风东渐的浪潮中又沐浴了一身的欧风美雨，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喧嚣声中，焉能无动于衷，忍看华夏文明沦陷，神州耳目失聪？已走在人类文明前沿的他们，该有他们那代人弹响的一曲广陵散！

       当年科大创世者之一钱学森先生，用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言这样说：“为祖国迅速地培养一批尖端科学的青年干部，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如今的百岁老人、当年的化学系主任杨承宗先生，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总结道：“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科大办了一个化学专业。”当年用自己身体护住1968年那次大爆炸资料的化学物理系主任郭永怀先生，在其身后获得“两弹一星”元勋奖章后，其夫人李佩教授毫不犹豫地把奖章献给了科大……在这些科大创世者看似波澜不惊的话语与行动背后，其实涌动的是深藏于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份信念与坚守。

        蓦然回首间，科大创世的第一声啼哭，孤独划破了灰暗苍穹的铁幕一角，回荡着历史深处曾经的苍凉回响；科大创世的蹒跚起步，伴随那些前辈大师们的脚步铿锵，踯躅着天地间的风雨苍茫；科技大学的杏坛现身，又何尝不是这片土地上两千多年来士人独立与自由意识的求索与坚守？

        洞穿了历史的阴霾浓雾，就不难读懂中国科大。这所大学一开局，就表现出一幅与众不同的另类面孔，坚守“理实交融”育人理念，信守学科交叉、新兴与边缘并重，要求学生宽基础，大口径，懂外语，与西方教育理念接轨，已与那个时代的大学泾渭分明，心无旁骛地瞄准了各学科的前沿尖端，学理的学生同时要学工，学工的学生同样要学理，对其弟子的要求也不再停留于社会高级“劳动者”层面，而是要打造科学前沿的领跑健将，难怪那代科学家们要为这所大学取名为“科学技术大学”！至今还有不少大学在亦步亦趋地拾科大的牙慧，纷纷自命为科技大学，甚至如今的香港、台湾、韩国，以至于美国也纷纷有了科技大学。

        郭沫若还进一步强调，他的弟子们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不但经常邀请弟子们欣赏他的历史剧，还曾许诺为弟子们上书法课。“又红又专”，对那代科学家而言，有着他们自己的独特解读与坚守。

停课最少

        科大的这种另类面孔，在那个“三面红旗”遍地飘舞、单学科大学遍地开花的大环境中，无疑是一道诡谲的另类生命景观，是那个“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季节里，科学院里逆风开出的第一枝耀眼腊梅。

        不料在开学一个月后，科大身边一个个爷爷辈的大学，纷纷丢下书本，高举起了“三面红旗”，走出课堂，另立炉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断拓展着一些与大学功能不着边际的新领域、新课题。有的大学专攻大字报，白纸黑字如幡飞舞，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一起革起了教育的命；有的投笔从工、从农、从戎，学起了专业之外的十八般武艺，更多的则是投身于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风潮。

        一时神州大地高炉林立，浓烟四起，大大小小的钢铁元帅粉墨升帐，荒腔走板，呕哑嘲哳，喧嚣阵阵，连中南海的大院里也立起了扎眼的炼钢炉。放眼四顾，中华大地到处一派烟熏火燎的灼热气浪。

        炉火炙烤着这个民族，也烟熏着科大这个刚刚创世的稚嫩生命。一时间，科大那些不善炼钢的科学家们一片茫然，正在手足无措之间，郁文书记匆匆找到郭沫若校长，商讨对策：“科大怎么办？”

        曾写过《甲申三百年祭》的郭沫若，于浓烟包围中凝视着远方，片刻之后掷地有声地告诉郁文：在学校，学生就是要读书，学生不读书，还叫什么大学？学习同样也是为了革命！

        关键时刻，书记和校长为雾霾中摇摆的科大拨正了方向，科大的第一代先生们无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地举手赞成。停课三周后的科大，很快又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寒假前正常进行复习考试。在当时的高校中，有的学校甚至长达两年时间学生几乎未在学校上过课，科大能在这场运动中及时刹车，做到停课时间最短，正是科大人对自己理念的坚守，至今科大人仍在庆幸不已。

       1959年在科大元旦献礼大会上，校长郭沫若给师生们强调的依然是科学精神的重要性。他要求科大师生不但要重视科学，并要特别重视科学精神，大胆创造要与科学精神相结合，要认真研究客观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掌握规律，灵活运用规律。此后，张劲夫、郁文等领导在给全校师生的报告中，也不断灌输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特别告诫大家科学实验也是重要的实践活动，中国科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科学实验活动，显然不是什么“大炼钢铁”。这在那个全民炼钢、不讲科学的狂躁年代里，头脑冷静的科大掌门人，给科大注入了一剂剂的清醒剂，顽强地把当时一阵阵反科学的狂风暴雨挡在了科大之外，守住了科大校园里的科学精神。

        就在昨天，我又读到一则消息说，如今的重庆市政府要求全市75万大学生拿出4个月时间，不但要种树，还要到农村、工厂、部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再次掀开了向工农兵学习风潮。那场运动的阴魂至今不散，依然有人在怀恋那帘幽梦，撕开历史的衣襟，使人顿觉有时光倒流之惑！庆幸我当年在重庆读大学时，未曾享受到如此关怀。更庆幸的是，当年立足未稳的科大，有惊无险，经受住了第一波政治风浪的冲击，坚守住了大学本该坚守的方向与那代科学家们心中的这块阵地。

         正如梅花的命中注定要经受风欺雪压一样，此时科大受到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大师的星空

     “教授治校”，是科大创世时留给后人的另一幅异样面孔。当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风浪把“教授治校”视作洪水猛兽，一次次打成“修正主义路线”大加挞伐之际，科大的那代科学家们，却把这种办学模式经营得风生水起，一枝独秀。这对1958年之后的中国大学，简直不可想象。那个时代大学里的所有教学大纲、教材，都要遭到严格的政治审查， 以确定是否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大学里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荡然无存。我清晰的记得，历史的车轮已碾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了，教我们专业课的一个老教授，还张口一个恩格斯说，闭口一个伟大领袖教导我们……文革都快结束十年了，他的脑筋还一直僵滞在那个年代里走不出来。他的讲义估计就是那时残存下来的此类教案。对那个年代陌生隔膜的我们，感到的却是少有的新奇。“教授治校”，至今仍是大学教授们的一帘春梦。写到这里时，我又读到了一则新闻，说的就是科大前任校长朱清时在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推行教授治校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尴尬与壁垒。追求自主办学一直是一代代科大人追求坚守的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正是由于“教授治校”命运如此多舛，科大创世时教授们特立独行的坚守，才显得那么珍稀可贵，令人念念不忘，唏嘘不已。如今科大人仍在津津乐道的严济慈先生，就是他们当中的典范。

        严先生不但自己不按审批的教学大纲照本宣科，还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一再强调科大的老师们也不要那样讲。他对老师们说，如果你真懂一门学问，就应当能从任一地方讲起，并且都能让学生们听懂。为此，严先生还专门于1958年秋，为科大的老师们做了一次示范性教学。

        那堂课不仅是为学生讲，更主要的是讲给科大的老师们听，几乎所有在家的物理老师都参加了，听众达五百人之多，讲课的内容是法拉第电磁感应。严先生为大家示范的是二十年代法国式授课法：教授动口不动手，也不写黑板，动手的任务完全交给他的助教——一位年轻的物理老师。助教要紧跟教授的讲课进程，及时在黑板上不停地写公式、演算、画图、擦黑板，还要摆弄演示那些法拉第效应仪器。两个小时的讲课过程中，这位助教在讲台上跑上跑下，累的是满头大汗。

        后来法国式助教方式虽未在科大真正普及开来，但“教授治校”的坚守在科大蔚然成风，严先生的带头示范效应不可小觑，的确是那个时代大学里一道稀缺的风景，正如寒冬中一枝枝盛开的寒梅，一直保持着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当年钱学森为力学系主讲的《星际航行概论》，也是他自己边讲边完善的半成品讲义，更是当时大学里独一无二的课程。数学课则由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三位大师领衔，同时讲授各自编写的三种不同风格的教材，科大人称之为“三龙”并雄。“华龙”阵营以华罗庚为主讲，王元、龚昇、吴方、许以超协助，主打启发式授课法，侧重应用；“关龙”由关肇直执鞭，常庚哲协助，善用辩证法阐释数学规律，着重物理、力学；“吴龙”则由吴文俊授课，李淑霞协助，板书美观，极少看讲稿，钟情于几何、拓扑。教物理的严济慈先生拖堂成了惯例，傅承义先生则至少提前10分钟下课；教化学的杨承宗先生为人亲和，越民义先生最具古风：铃声一响，越先生准会突然出现在课堂，长袍一撩，深鞠一躬，即奔正题，不用讲义，只带几张纸条。下课铃一响，先生再鞠一躬，随之飘然而去……

        科大的那代先生们大多有欧美留学经历，课堂上不讲政治口号，却时不时会夹杂些外语单词。他们不怕涉嫌里通外国，还有不少先生的讲义干脆用外语编写，甚至一些课程直接采用美国教材。钱学森的《物理力学讲义》就是他在美国编写的原著英文版翻译过来的，徐老师的《解析几何》是他在美国教学时使用的教材，《普通物理学》采用的就是李重卿翻译的美国哈里德·瑞斯尼克的《物理学》。

        据59级学生裴元吉回忆，徐老师的《解析几何》要求科大学生在半年内学完，结果期中考试竟有1/3的同学不及格，为此同学们感到很惭愧，徐老师却伸出大拇指表扬大家：中国学生了不起！同样的教材我在美国上一年还有一半的学生不及格呢！

       一位位个性鲜明的大师们，就这样在科大的讲坛上联袂登台，风格迥异，挥洒自如，异彩纷呈，成为那个时代大学教育中独树一帜的另类风景，培养出了一个个风格迥异的各类弟子，为当时的国防建设做出了他们那代人的杰出贡献，被一代代科大人传为佳话。